原油期货价受美国成品油库存下滑小幅回升

[2] 项淳一：《关于学习宪法的几个问题》。

所以博洛尼亚知识体系划分就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共同使用的方法科学。后来我们三人分别在学术上有所成长，研究的思想深度、领域范围、问题的前沿性更为明显。

你刚才问我为何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思想有一个转变。后来也没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处理，但听说省委宣传部注意到了，要求过问并且制止。你看这个认识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请三位老师给我们寄一篇有分量的稿子，其次就是做今天这样一个访谈。课程体系设置，目前问题也很大。

中国法理学就面临着这四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法理学的问题也是法治问题。如果写现代法理史的话，我认为在中国的法理学教材中，那本教材是要大写特写的。第二，解决法理学和部门法学两张皮的问题。

在面向21世纪核心课程教材《法理学》的编写过程中，我带着教材大纲向沈宗灵先生请教，沈老师看到提纲之后表示认可。这段历史，所有从事法学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所以近代高等教育起源于法学。第二大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可以分两个阶段。而现在美国的法学教育被认为出现了一种危机，在各法学院里任职的教授们，第一学历、第一知识结构不是法学。

张文显：法理学这个概念一直到了2005年才被官方认可。每当社会处于转型期、理论处于困顿状态时，思想就会有一次大解放。

到了2004年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又把它作为执政的基本方式，这又进了一步。郑成良：中国法学对中国的贡献是很大的，有两大贡献：第一大贡献是脱幼。人的主体性恢复了，才有人的权利。自我约束是人的本质，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

当时有人写一篇文章提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法学家用法律的逻辑和话语来讨论法律的问题。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的时候，把它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记得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的辅导员劝导我们学习不要太累，但那个时候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书，我们的生活基本就是围绕教室、图书馆、食堂、寝室这几个地方，当时真是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各国政要、社会活动家，不是纯学者但被授予荣誉学位，一般都是被授予荣誉法学博士。

他讲的第二个根据就是现实选择。有人因为利益而快乐，有人因为自由而快乐，有人因为理想而快乐，有人因为贡献而快乐。

所以我觉得从他们三位的访谈中可以见证中国法学40年来的发展历程，见证我们这一代法律学人的成长过程。西方已经有成熟的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政治学、法文化学、法语言学、法逻辑学、法伦理学，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法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来研究，不需要用社科法学包装。

他跟堂听课，随时答疑，还给我们做了两次专门辅导，每次辅导都讲了两个小时左右。徐显明：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简言之，在技术手段上，权利本位和义务重心是可以讨论的，在此意义上，义务重心并不构成对权利本位的否定。徐显明：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制定的第一部法律是《土地法》，第二部法是《婚姻法》，1950年以后制定的第三部法是《工会法》，工人阶级取得主人翁的地位是在《工会法》里规定的，然后1952年制定了《镇压反革命条例》。徐显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书中提到，权利本位是法律区别于道德、法律区别于宗教规范、法律区别于习惯的重要标识。

这可以让更多人关注这个理论，更多研究者加入其中，使这个理论得到发展和完善。新中国成立以后基本中断，开始受苏联的影响。

我们重新认识法学教育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培养优秀的法治人才，法律职业人才。王子琳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功力很深，但是开拓我视野的是文显。

当然中国法治与西方也有不同，西方法治是经过几百年慢慢演进而来的，是内生式的。法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优秀的法律职业人，你要从事这个职业的话，你一定要对法律熟通。

任何岗位，都需要这种人才。司法公信力完全恢复了吗？还没有。这个时候学术界关注度就更高了。那么我们这个引领的作用、推动的作用，对于部门法和中国法治实践来讲，能不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沈宗灵先生针对我的研究方向，曾经对我说，任何国家的法学研究都是以本国的法律现实为主要对象的，并且都是为本国的法治服务的，我们对西方法哲学的研究只能作为副业，而不能作为主业。

由于目前的考核机制，重科研轻教学是中国大学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果想做刑事辩护律师，就多选刑法课程。

我对法律的定位首先就是——法律是实现公平正义的艺术，我很认同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对法律的定位。我们跟美国没法比，美国是多元法律体系。

它主要讲的就是法学知识，也就是法教义学。想做金融律师，就多选金融课程。

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预期实现的时候，全面建成法治中国，即不仅建成法治国家，而且建成法治社会、法治政党。郑成良：我和显明是第二届研究生，和文显变成同门师兄弟了，我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我任IVR执委时，同时也是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的中国主席。他说：文显我跟你说啊，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学都是以本国的问题为研究对象，西方法哲学研究只能说是我们的副产品，你如果不把眼光聚焦在中国问题上，那么路越走越窄，因为你只研究西方的东西。

徐显明：任何国家伟大法学家都是研究本国问题的。张文显：一个法律系一年招二十人。

学术评价体系的扭曲导致一些人、尤其是有的中青年新锐作者过分注重学术GDP，急功近利。全社会尊重法治、信仰法治、坚守法治。

在大陆法系里边，就立法的数量，相当于我们用三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三百年的路。人权是什么呢？我赞同文显的说法，人权首先要使人成其为人，其次是人作为人，再次是使人成其为有尊严的人。